伦敦老舍故居挂牌记

2003年11月25日，伦敦为老舍故居挂牌。故居成为“英国遗产”。

蓝牌

在英国伦敦街上的墙上，常常能看见许多蓝牌。圆圆的，搪瓷的，有一尺大的直径，上面有五六行英文，为首的必有一个人名，然后下一行是他的职务身份，以作家居多，也有思想家、经济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少量的政治家等等，再下一行是生卒年月，再下一行是某年至某年，最后一行是“在此居住”一类的词。一看便知，这是纪念文化名人的牌子。

这样的牌子，全英国有七百多块，绝大部分公布在伦敦。

挂牌之举最早始处1867年，是给诗人拜伦挂的。以后年年增加几块或十几块。

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制度，也形成了一种仪式和一种传统。

凡是被挂了牌的房子，一律不得拆除，是受保护的文物，叫做“英国遗产”。

仳离街头三步一个五步一个的蓝牌，明显成为英国的骄傲。

这七百多个有蓝牌标志的房子，合起来，便是一部英国的文明史。

这些被挂蓝牌的房子绝大多数并没有被开辟为博物馆或者纪念馆，现在该怎么住还怎么住，与被纪念者无关，只是加以妥善保护，不准拆除，不得改变外形，还要定期修缮。

英国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挂牌这件事，它叫文物遗产委员会，是个准政府机构。它下面有一个“蓝牌委员会”，负责每年核定批准文物遗产点，并组织挂牌仪式的实施。

谁有资格被挂牌呢？

首先，是看房子的人文价值，即确定“名人”。

“名人”有比较严格的定义。

必须是位为某个领域内多数人公认的杰出人物；必须是为人类福祉做出过重要和积极贡献的；必须有一定知名度；诞辰超过一百年，并已过世。

既然是为人类造福，其对象就不限于英国本国，在英国住过的外国人，也在考虑之列。

我曾于6年前访英，在伦敦街头发现为纪念印度的圣雄甘地挂的一块蓝牌。这个发现让我大为感动。甘地是反英的啊，他后来是印度独立之父。可见，英国人是很包容的，它尊重和爱护世界的优秀文化。

在七百多块蓝牌中英国为外国人总共挂了三十块，比例不大。

这样的外国人还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在本国声名卓著；有国际影响；在英国的居住期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阶段。

他们这次选中了中国作家老舍先生。

老舍的蓝牌

老舍先生1924年至1929年在英国伦敦生活了5年，从25岁到30岁。他不是留学生。他是去做事的，去教书。他被聘为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中文讲师，聘期5年，教英国人说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年薪250英镑，两年后因要养活在国内的老母申请加薪，涨到年薪300英镑。

在英期间，他一共住过四个地方。其中第二处在伦敦西部，在一个叫荷兰公园的小区内，圣詹姆斯花园31号。这儿离美丽的肯辛顿皇家公园和著名的海德公园不远。

老舍先生在这所房子里一气儿住了3年，由1925年到1928年。这是一栋四层的排楼，31号在中间，房子很不错，大概是一座19世纪末盖的居民楼，像绝大多数伦敦房子一样，如今保护和维护得很漂亮，宛如新房。

当时，老舍先生和一位叫克莱门特•艾支顿的英国语言学家合租第三层。第三层包括两室一卫。艾支顿和他的美国太太住大间，窗户面对大街。老舍住小间，后窗对着的私人小花园。艾支顿负责交房租，老舍负责交饭费。当时租房兴带包伙。租住者住起来很方便。

对艾支顿，老舍先生最大的故事是他们彼此互教语言，而且老舍帮助艾支顿将中国古典名著《金瓶梅》译成英文，这在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有趣的佳话。

6年前，我曾在参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方学院是其前身）中文图书馆时，第一次见到这总英译的《金瓶梅》。四大厚本，精装，浅绿色的硬面，烫金的书脊，洋洋大观，取名《金莲》。我没有想到，当晚该图书馆馆长将他们收藏的《金莲》慷慨在赠送给我一部，由我带回国内。馆长说，他们一共收藏有两部半，可以匀出一部来。

惊人的是，这部书的扉页上印着“此书献给舒庆春”。舒庆春，是老舍先生在英国时使用的本名。艾支顿在“译者说明”中第一句话居然是这么写的：“在我开始翻译时，舒庆春先生是东方学院的中文讲师，没有他不懈而慷慨的帮助，我永远也不敢进行这项工作。我将永远感谢他。”

这部书直到1939年才在英国出版，距离老舍先生离开英国已有十年。

然而，老舍先生一直对此事闭口不言，从没有公开提起过他本人和英译本《金瓶梅》有什么关系。只是后来在美国的一次讲演中他说：“明代最杰出的白话小说是《金瓶梅》，由英国人克莱门特•艾支顿译成英文，译本名是《金莲》。在我看来，《金瓶梅》是自有中国小说以来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金瓶梅》是用山东方言写成，是一部十分严肃的作品，是大手笔。奇怪的是，英译本竟将其中的所谓淫秽的章节译成拉丁文，看来是有意让一般读者读不懂。”

说到这个程度，老舍先生也没有将自己讲出来。

在蓝牌挂牌仪式上，亚非学院中文系主任霍克斯教授举着一本《金瓶梅》英译本做公开讲演，讲出了这段像传奇一般的故事，引起与会者莫大的兴趣，更增加了这块蓝牌的份量。

不过，老舍故居上的这块蓝牌最大特点是写明老舍是“中国作家”，而且在英文名字“Lso She”之下，用同样的尺寸另写一行，是中文名字“老舍”。它成了这块蓝牌的亮点。

在此之前，在七百多块蓝牌上从未有过中文。

字是由胡絜青先生代写的，然后想法刻上去了。

这说明，这所故居的意义在于由此处走出了一位重要的中国作家，他从此活跃在中国和世界文坛上。

第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人

6年前，我到过这年房子，当时房子刚易主，正在装修内部。我请求装修工人放我进去看看。

那次参观让我萌生了请求为这所房子挂牌纪念的念头。

我斗胆向我驻英大使馆文化处的官员们讲了我的想法，还同时向几倍英国学者做了阐述。他们都表示同意，并立即开始了调研。

等我回国之后，有5位英国学者写了倡议书，正式交给了英国文物遗产委员会，他们是大英图书馆的吴芳思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贝克教授、受丁堡大学的秦乃瑞教授和陈小滢女士。中国国家文化部、中国作家协会也都出具了证明。

经过3年的动作，终于得到批准。进入2000年之后，开始为挂牌做准备。2003年9月我收到正式邀请，约我去伦敦出席挂牌仪式。

11月25日这天仿佛是“中国文学日”。在东方，大家正为巴金老人热烈举办百岁生日庆祝活动；在西方，伦敦正为中国作家老舍先生的故居挂牌。

纯属巧合。

但意味深长。

巴金先生荣获“人民作家”称号，老舍先生荣获“人民艺术家”称号，称号都是官方颁发的，全国仅此二人，虽然相距52年。

老舍先生在英国是享此殊荣的第一个中国人，这不光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全中国的荣耀，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骄傲，还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桩喜事。

老舍长篇小说《二马》的主题之一是描述因为中国贫穷落后，中国人在七八十年前在世界上到处遭人白眼，他以此来激励中国人要自强，要挺起腰杆做人。他在书中写过这么一句话：“中国还没有一个心动世界的科学家，文学家，探险家——甚至连在万国运动会比赛的人才都没有，你想想，人家怎么能看得起咱们。”

读了这句话，再看看今天这块蓝牌，变化真大啊，真正宛如隔世，我不禁感慨万千。此时此刻，如果老舍先生地下有知的话，也许会宽慰地微笑了。

老舍先生是怀念伦敦和东方学院的，他说过这样深情的话：“哼，希望多咱有机会再到伦敦去，再在图书馆里写上两本小说！”今天这个蓝牌使他的梦想终于真的成了没有休止符的美丽的咏叹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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