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

田田今天13岁了。准确地算，生日应在昨天，这儿和北京有16个小时时差。

昨天晚上我做了意大利面条，给她斟了一小杯红酒。“真酸”，她呷了一口，突然问，“我现在已经出生了吗？”我看看表，13年前这会儿，她刚生下来，隔着玻璃窗，护士将她抱来让我看，她头发稀少，脸通红，吐着泡沫。

13岁意味深远：青少年，看PG13的电影，独自外出，随时会坠入情网。最让父母头疼的，是第二次反抗期的开始。心理学家认为，第一次反抗期在三岁左右——行动上独立，第二次在十四五岁左右——思想意识上独立。

我还没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变化已有迹可寻：她开始注意穿戴，打耳洞、涂指甲、留披肩发，和全美国的女孩子们一起，迷上电影《泰坦尼克号》的男主角。她们个个会唱主题歌。为了顺应潮流，避免沉船，我给她买来《泰坦尼克号》的音乐磁带。

我们在音乐上的对立早就开始了。平时还行，关门各听各的，然而去年圣诞节开车去拉斯韦加斯，她喜欢的范晓萱嗲声嗲气，何止影响驾驶，简直让我发疯。倘若有一天警察用范晓萱的歌过堂，我立马招供。我换上革命歌曲，她却堵着耳朵，大喊大叫。一代人一代歌，不可能沟通。

中国人在西方，最要命的是孤独，那深刻的孤独，西方好像自打生下来就懂，咱中国人似乎得学，这一课还没法教，得靠自己体会。

上没老人，下没弟妹，父母够不着，在中年云雾里忙碌。怎么办？

放了学，田田旋风般冲进来，自己弄点儿吃的，就地卧倒，开电视，看脱口秀。那是媒体用大量废话变成笑料，来填充人与人之间沉默的深渊。威尔•史密斯，那个电视上快乐的黑人小伙儿，眼见着成了我们家一员。田田一边做功课，一边跟着他咯咯地乐。

她最爱看的是《我爱我家》。这个120集的电视连续剧，她至少看了几十遍，几乎都能背下来。这是她在寻根，寻找北京话耍贫嘴的快感，寻找那个地理上的家，寻找美国经验以前人与人的亲密、纠葛与争斗。

去年田田暑假回北京，回来我问她，若能选择，你想住在哪儿？

她闪烁其词，我知道我问了个愚蠢的问题。在国外住久了，你爱哪个家？这恐怕连大人也答不上来，你只能徘徊在那些可能被标明为家的地点之间。

我带田田去宠物商店，让她选个生日礼物。她转来转去，竟看中了一只小耗子。我坚决反对，理由一，她妈妈最怕耗子；理由二，耗子最怕猫，我们家有恶猫两只，隔着笼子，耗子也会吓出心脏病。给耗子做心脏手术，我们负担不起。

三个星期前，她妈妈回北京办画展，我跟田田在家。我们的时间表不同：她出门早，我还没起床；她放了学，我刚睡醒午觉；她开电视，我去健身房；她做功课，我上夜校；我上完课回到家，她该上床了。田田开始抱怨，抱怨我睡懒觉、贪玩，在家时间少，电话多。

我跟田田分开了6年，从她4岁到10岁。我满世界漂游时，暗自琢磨，恐怕只有田田这个锚，才能让我停下来。有一天，住在英格兰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乡下有幢老房子正出售，便宜得难以置信。他还找来照片：歪斜的石头房子和开阔的田野。这成了我的梦，我愿客死他乡，与世无争，只求做麦田里的守望者，把田田带大。

昨夜惊醒，田田站在我床前，用手蒙着眼睛，嘟嘟囔囔。她做了噩梦，梦见吸血鬼。我不知道她是否梦见过那幢石头房子。她告诉我，她总是在梦里飞翔，自由自在。看来事与愿违，她想远走高飞，留下无边的麦田和我——这个影子西斜的老父亲。

田田上初一，功课多，我得帮她做功课。我对数学一窍不通，只能磕磕绊绊带她穿过历史。历史课本相当生动，我也跟着上课。最近我们一起进入中世纪的黑暗：黑死病消灭了欧洲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圣经》被译成英文前，仅有少数懂拉丁文的牧师掌握解释权，这是导致教会腐败的原因之一。

一天她告诉我，历史老师宣布：考试成绩前5名的同学每人交5块钱，分数可再提高。其余同学都傻了，继而怒火中烧。田田考砸了，也加入抗议的行列。我跟着拍案而起：造反有理！我们全都上当了。原来这与历史课本有互文关系。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前，富人只要捐钱给教会，就算杀人放火，照样可赦免上天堂。老师略施小计，让学生外带个跟班的家长体会一下当时穷人的愤怒。

田田胸无大志，问她今后想干什么，她懒洋洋地说，找份轻松的工作就行。这好，我们那代人就被伟大志向开疯了，扭曲变态，无平常心，有暴力倾向，别说救国救民，自救都谈不上。人总是自以为经历的风暴是唯一的，且自诩为风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东摇西晃。这成了我们的文化传统。

下一代怎么个活法？这是他们自己要回答的问题。

那天，午觉醒来，大雨撼动屋顶。看表，3点10分，田田正要下课。开车到学校，找不到停车位，开紧急灯，打伞冲进去。学生们正向外涌，一把把伞迎风张开。我到处找田田那件红绒衣。男孩子们五大三粗，女孩子口叽叽喳喳。我逆流而行。很快，人去楼空。我转身，雨停，天空变得晴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