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生活

1998年的秋天，我把自己的栖身之所从北京的东区搬到西区。我再次失去了我的邮址。

失去邮址对很多和我有关联的人来说，也就意味着我从这座城市的消失。我的父母、爱人、兄弟、朋友，他们无法找到我，我成了一个不在场的人，虽然我还在其中漂流，但没有人知道我的行踪。我当时很穷，没有呼机，没有手机，没有一个城市现代人所有的通讯手段的结果就是我跟外界彻底的隔绝。我就像一颗融入沙漠的沙粒，遗失在人群中了。在那样的状态下，人很容易照见自己无助、脆弱、孤寂的本性。我明白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在我体验着舒展、欢畅和突破限制的快乐的同时，我也要承担孤寂、威胁、没有安全感。人需要亲人的交流，需要被朋友记住，失去了这些人，存在就会变得虚无。

失去邮址让我有一种被抛掷的感觉，在我开始新的生活前，我想找到一个新的邮址。

就像船需要靠近一个新的河岸。

我找到的一个新邮址是海淀区西苑乡的乡政府，有人告诉我这个地区所有的信件都集中在那儿。我步行了两千米找到那个地方，我看到所谓的邮寄处其实是乡政府办公室的窗台。那个窗台蒙满了灰尘，每天从邮局送来的信件都堆积在那里。我还看到一个三尺见方的竹筐，那个竹筐里积满了没有被取走的信。那些信件因为日久天长、风吹日晒变得发脆、发黄，字迹消退。那些无法投递的信件让我想到它们的书写者及它们要抵达的收集人的命运。这些人和我在城市里看到的地铁里卖唱的民间艺人、地下通道露宿的打工者相似，他们和我同出一种背景。

新的邮址建立以后，我经常去看我的信。在漂流者中间的处境和遭遇让我对这个新到的地方不信任，我担心我会有重要的信件被这里的管理人员漫不经心地处置而遗失，所以我是去看信最勤的一个人。我的勤勉让乡管理人员很烦，也让他们对待那些信件的态度更粗暴、更恶劣。新到的信件只在窗台上搁置一星期后就被收归到竹筐里，混杂在陈旧的无法投递的废信中。我想在乡政府人员的眼里，来这里取信的人都是没有固定住所的人，这些人是可以不予重视的。而更多权力者会认为，没有固定住所就是没有经济保障、户籍保障的人，肯定就是盲流，而盲流者，是那些离弃了户籍限定，脱离开单位或原有社区保护试图自由迁徙的人，在他们寻求自由的道路上就沦为被任意侵犯个人尊严和公民权利的一群人，成为这个社会游离于体制之外最卑贱、最低下的一类人群。

那些不断规程的没有被取走的信件让我看到一些人的命运，一些奔走的颠沛流离者的命运。

有一天我在那些积聚的信件中看到一张明信片，那是一张很普通的明信片，印着绝色或绿色的花卉、抽奖号码，这样的明信片在节日来临的时候会满世界飞。让我注意的是写在上面的字：

姐姐，冬天来了，我这里很冷，盼你能寄来棉衣。

千万千万。

我注意到这张明信片是来自京城远郊的一个少管所。

我看到那些歪扭的字迹，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了那个人，他因为寒冷和罪过在严冬的孤立无助。

那张明信片的到达让我感到这是我生活中的意外事件。我看那种呼求犹如我的呼求，我没来由地希望它被听到，希望它获得反应和回响。我开始牵挂着希望它能被按时取走。

寒冬逼近，街上开始出现肃杀的景象，天色终日昏暗，茂密的树林凋零成光秃的枝丫。在外漂流的人在那里会感到思乡的哀愁。那几天我去乡政府的时间更多了，我去甚至都不为看自己的来信，我去的目的就是想看见那张呼救的明信片被取走，然后御寒的棉衣或棉被会在寒冬来临之际寄达那个被大墙、寒冷和罪过围困的少年。那个少年不是我，不是我的兄弟，应该说我的关切不应该这样强烈，但我的恻隐之心让我觉得仿佛那就是我，仿佛那就是我的兄弟。我觉得那个少年的境遇有可能会是我的境遇，我没有遭逢并不能说明我就不会遭逢。

让我感到焦虑的是，连着一个星期那张明信片都没有被取走。我看见那张明信片变得越来越脏，它被新的信件覆盖，压到底层。每次见到它我能做的就是把它从规程的信件底部翻出来，放到一堆信件的上端，我希望它能被它的主人收到并阅读，或者最少能被熟悉它的主人的人看到然后转告。

但是又两个星期过去，我看到那张明信片依旧在那儿，只是形容更脏、更憔悴。在寒冬来临之后它就蒙满了尘埃。

几天以后，我又看见一张相似的明信片，依旧是那种歪扭的字迹，依旧是那个地址，落款处依旧是那个名字。不一样的是他的呼求的语气。我看见那上边写着：

姐，我病了，昨天发烧了，这里的天气更冷了，盼姐能寄棉衣给我。

千万千万。

我对那两封信的牵挂日益加剧，因为它的更加紧迫的呼求。但是我看到在一个星期之后，那两张明信片依旧夹在那些陈旧的信件里，它被尘埃所覆盖，字迹已经开始消退，而信件的收发者依旧是那副困倦麻木的冷脸。

那时候我就想做个信使，我终于想代替那个孩子去找他的姐姐，我想让那个孩子在寒冷、困顿中的呼求送达它的去处。有一天我抄写了那两封信要寄达的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苑乡张中堂公寓015室

周洁

我骑着我的自行车，我就像一个热爱投递工作的信使。我去了那个名叫张中堂的公寓，我看到那里住满了各种年龄、各种职业、性别不同的外省人。我找到公寓的老板，我说了我的来意，那个穿着镶了狐皮领棕色皮衣的中年人用审慎的目光打量我几个来回后说：

你来晚了，周洁两个星期前割脉自杀了。

我听着那个人的描述，他说不清楚为什么，周洁就自杀了，她反锁着门，血流了很多，第二天黄昏的时候有人看到从门缝里流出的血迹才知道她出事了。

中年人在叙述中表现出不满的神情，他说：丫一死了之，我可倒霉了。

应该说我没有感到震惊，在外漂流几年我已经见惯和听惯类似周洁的故事。

我握着写有周洁名字和地址的字条，重新回到收信处，我看着那两张混杂在众多信件中开始发旧的明信片，默念着写在上边的那个被寒冷所困的孩子的呼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