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才

上世纪40年代，重庆有个“二流堂”，这是一个自发形成的小圈子，成员均为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其中包括吴祖光、丁聪、黄苗子、冯亦代等人。里面还有一个怪人：盛家伦。

这个人怪在什么地方？怪就怪在他学识渊博，能说能唱，但几乎从不著述。后来很多“二流堂”成员的回忆录中都提到了这一点。吴祖光说：“盛家伦是著名的音乐家，但他的学问远远超过音乐的领域之外，多少学术界知名人士把盛家伦当做咨询、解答问题的大家，可以坐在他的大书桌对面倾谈终日。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定居的北京东单西观音寺楼上那个大房间里，桌上、床上、地板上全是书，中文书，外文书、线装书，一堆堆垛得像小山一样。琉璃厂的个体书商三天五天地给他送书来。他外出归来，也很少不捧着或挟着书的。任何时候闯入他的房间，你总会看见他或坐或卧，或在窗前，或在灯下，一定是在看书……但是朋友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写作。他没有留下一篇文字材料……”吴祖光猜测：“或许他曾经有过研究、写作的计划，然而未及着手便在他的壮年的1956年，也即‘反右派运动’前夕因病逝世，给人留下永远的遗憾。”

我身边也有一些这样的人，而且据我所知，几乎很多文化圈子里都有这种胸有丘壑、口若悬河的怪才，大家公认其见多识广，个性鲜明，愿意向他们请教，怪才们也乐于表达自己的见解。但不知是因为“知深而不述”还是懒惰心理作崇，他们却很少动笔。文化之流传，文字是最直接的方式。多少人凭着所谓的勤奋，将自己并不高明的见识记录下来，并代代相传，而怪才们脱口而出的惊人之语，却在说过之后的第二天就被人忘记了。因为他们的惊人之语太多了，新的大论马上覆盖了昨日的高潮。

怪才的周围总是名流如云。以盛家伦为例，他是电影《夜半歌声》插曲的主唱，随着《夜半歌声》的走红，盛家伦的名字也家喻户晓起来。当年，电影演员秦怡参加大合唱时，盛家伦就是指挥；除了“二流堂”成员外，他还和聂耳等音乐界人士同出同入；他教给新凤霞发声技巧和音乐理论，使这位评剧演员的表演更上一层楼；他在上世纪30年代曾以英文版和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指导过陈荒煤、金山等革命青年……

像盛家伦这样的怪才，本身没多少著述，他们只能活在名流们的笔下。那些深深为其折服的名流们通过各自的理解来记录和描述怪才之怪。但是，他们很少直接记录怪才的高论，而是记录怪才之怪、怪才之才，记表象而不记实质，这就让怪才们的形象更加扑朔迷离。其实，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像那些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自己吹得很大，但大量的文字却使他们露了馅。人们只消读一读他的文字便能分辨出来：哦，原来不过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