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路上走来了我年轻的弟兄

小宇走的时候，我很想一把把他拽住。他的辞世，让我很难接受。我总觉得这好像是我的错，可是，我又何至于错到这般田地?

18年前在一禾的告别室里，我想起的却是一禾当初从仕仁的告别室中走出来的情景：他一屁股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止不住地放声大哭。那是一场心情的哭，充满了对仕仁的友爱。而在我的感觉中，却也包含着对我的一种无言的责怪。22年前仕仁溺水身亡，那是由于我邀他一起去游泳所致。正如古语所谓：”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一禾有理由责怪我，但他却始终一言未发，只是和我料理了全部后事。

这一回在小宇的告别室，我想起的则是小宇、一禾和我一起到仕仁出事地点去祭奠的情景。我们只带了一瓶酒，在岸边向水里洒。小宇忽然脱了衣服，拿 着酒瓶下了水，游了很长一段距离后，他把酒瓶沉入了水的深处。最让我忘不了的是他涉水向前走的那几步，步态和背影透着一种执拗。整个过程他一声不吭，连身体都是沉默的。

小宇和仕仁、一禾在北大是同班同学，三个人非常要好，有“三剑客”的美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仨与我相识，并一起为筹办一个展览共同工作过一段时日。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冬季。很快我们就都意识到，筹办展览的工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彼此的相遇。从初冬到严冬，从严冬到开春，他们仨和我，还有张夫和小霖两个女孩（这也就是展览的全部人），几乎天天晚上聚在一起。公干完毕是私下聊天，我们经常聊至深夜，更经常聊至黎明。那是一种“海聊”，也许只在当年的北大才有的“海聊”（这个词就是当年的北大用语），字、词、句都似乎是凌空而来。有时候也唱歌，一唱就唱它个通宵达旦！记不清有多少个不小眠之夜了，我只记得夜深时他们闪亮的眼睛。我想，当时我的眼睛也一定放着光。那一年他们全都是二十上下的年纪，而我是一个三十好几的“老家伙”（仕仁语）。在史称“80年代”的那个年代，在北大那个地方，那样一种相遇，怕是只能用“灵魂碰撞”来形容。在我，那些日子确实发生了一个“属灵”的事件，时至今日我依然能感觉到它的冲击。

仕仁和一和2是永远地活在那个80年代了。

这十多年小宇是怎么过来的，我所知甚少。但不难推测，要适应这个“变化快”的世界，恐怕他是费了些力气。90年代初听说他“下了海”，后来又听说他到香港去了，一时也就断了联系。大约是在1994年，他在北京找到了我。见面时，关于仕仁和一禾，他只笑着说了一句：“在北大时我们仨曾经发过狂论，说仕仁是中国的头脑，一禾是中国的心，而我呢，我自己说了，‘我是中国的胃’。现在你看，硕果仅存，只剩下我这个胃了。”这是他说话的风格，机智、洒脱，有一种放浪形骸的姿态。我说“姿态”，是因为我发现，那个喜欢做洒脱状、言旷达语的小宇，其实是既敏感又内向的，心里不定搁着多少事呢！这以后他和我也还见过几次。每次面对面坐着，我俩都很少提到仕仁和一禾，但彼此心里都清楚，仕仁和一禾就在那儿呢，其实我们每说一句话都在想着他们。

小宇这些年行踪不定。我们每见一面，之后便又总是阔别经年。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年多以前。又是他辗转找到我，还带来了一大堆他公司的资料。从那些资料中，我了解到他这些年干了不少有创意或者说有奇功的事情。他当然不是来向我炫耀的，更不是来找我“洽谈业务”的。依旧是心照不宣地把盏对酌，依旧是漫无边际的谈笑。谈笑间我揣摩他要向我传递的信息是，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暗藏着他们“三剑客”当年的约定。那是一个在“剑客”中传递了几千年的古老盟约，“三剑”一碰，他们又再次缔结。是了，他要告诉我的是，他没有忘记那个盟约，滚滚红尘也没能让他忘记。

席间，我送给他一本我刚出版不久的书——《里面的故事》。书中写的是我在“文革”期间坐大牢的一些故事，其中有一些我当年也给他们讲过。拿到这本书，他的眼睛又像在那些个冬夜里一样闪亮起来，他说：“你一定写了墙头上的那朵小花，一定写了！”他说得那样不容置疑，我一时竟没好意思告诉他，我其实没写。那朵形似牵牛的紫色小花是在某一个春天从墙外爬上装有电网的高墙头的，隔着铁窗望去，那么近，那么鲜艳，那么招摇！我之所以没写，是因为感觉笔力不足，写不出那种奇异的美感，只怕一下笔却成了时下多见的煽情之笔。但小宇记住了那朵小花，看来倒是我的多虑显出我的老气横秋。我想，他会对我失望了。

酒酣耳热之际，他忽然有些动情，说起他在一次给大学生的演讲中引用了那个冬季我曾引用过的诗句：“不言不语，不声不响，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大路上走来了两位年轻的弟兄。”只是他把最后一句中的“两位”省去，改念羞“大路上走来了我年轻的弟兄”。也不知是记错了还是有意为之。我没想提醒他纠正，因为刹那间我明白了这一改动的全部心理含义。

临另，我说了一句：“这一去可不要又是几年后才来！”他连声笑着：“不会，不会！”没想到他所说的“不会”却原来是永远不会再来！我只能想，他这是践“三剑客”之约去了。而我，却继续留在大路上踟蹰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