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样

我发蒙的时候，已是经过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了“文革”时期，乡村的知识分子大多已经风吹云散。对我们这一代革命接班人进行教育的教师，都是就地取材，他们基本说不上有文化。学校是有的，就在我村的一座破庙里。但是，没有教学秩序，我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数字“4”都不会写，汉语拼音也不会。

就在我们的学校差不多要散伙的时候，来了一位老师。

从此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乡完全小学也有很多的课程开设不起来，但是，他一个人给我们开设了语文、数学、历史、地理、体育、音乐、美术等所有的课程，都是正正规规的——我们从来没有上过这么正规的课，而他每一天每一节课都跟我们在一起。

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儒雅的人（我们家族里有几位知识分子，又有旧学，又上过大学，但已经被斗争得没有人形，像老鼠一样怕人，低头走路不跟人说话）。他穿着洁白的衬衣、蓝色长裤和黑色皮鞋。他花白的头发向后梳着，露出宽阔的前额。他不说话的时候显得威严，但他总是微笑着跟人说话。

我第一次见到字可以写得那么好，他写过的黑板像课文的页面一样，每一个字都那么标准合度——后来我了解到，他中学时期即去要印刷厂打过工，在铸字车间，缺什么字他就雕刻出来。他第一次教给我们一套完整的体操。我们并不知道，他曾经是一位运动员。他启蒙了我们的音乐，我们第一次跟着老师识谱唱歌。当他把我们这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粗野孩子集合起来，指挥我们合唱时，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以前只在电影里看到过那种风度。他在黑板上随手就能画出一幅好看的图画。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当时看的连环画《马兰花》就是他姐姐画的。他姐姐是人民美术社的画家。当年，为了逃避封建家庭，是他和同学们帮助姐姐到重庆“躲起来 ”，姐姐的绘画才能被徐悲鸿赏识……所有这些，他都没有地我们讲过，这都是我后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点一点打听拼接起来的。当时，他跟我们又远又近，他对我们是那么亲切，但他只教我们知识，从来不说半句闲话。他跟杜志民基本没有什么往来，他不属于这个村庄，他是被命运抛进我们村的。他是那么孤独，很久很久才有一位穿得很干净的“地主婆”来看他。他一个人住在破庙里，很远，没有人烟。晚上，那个山坡上应该能听到很远的鸡鸣犬吠。山上没有水井，他要翻过一道山梁去取水，他用盆端着水回学校，居然总是满满的。事实上他平时走路就是那样轻，好像害怕踩伤地上的虫子。

我爷爷和爸爸都说，读书人就是他的样子，要我跟他学“人样”。

有一次，我们这些不听话的孩子擅自下河游泳。他知道后吓坏了。我从来没有见他那样生气，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万一出一点什么事，别的老师可能担待得起，而他是背不住的。他说了很多话，说得很快，他说：“我当年畅游长江——”

我现在还记得，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下巴悬着收不回去了！因为，那时谁都只知道毛主席畅游长江，而他是一个什么人，也敢“畅游长江”吗？假使有人说出去，不知道会怎么样。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他，对他不利的话，绝对没有人说出去。

那时，一学期的学费就三五块钱，可是，对于一个乡村家庭来说，也是不容易的，不少家庭根本拿不出。可是，我不记得他在任何情况下说过一个钱字。我不知道那些拖欠的学费最后是怎么了结的，只是听说我们的老师当时是全乡工资最高的人，有45块之多，比乡党委书记还多。

后来，我们上了初中，离开了那座破庙，我们这一群照着“人样”成长的孩子，几乎成了在初中各方面最好的前十几名，甚至包括调皮都是最有创意的。这种效应一直延续到高中，我们村出去的几个，在高中也是全校最好的。我是我们中学那一年二百多名毕业生中考上大学的四个人中的一个。

他在我们村教了十多年书，直到退休。我是多么感激他，假如没有他，我们村的人文环境将更加粗劣；假如没有他，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是什么样子。而几十年来，我一直在照着他的“人样”做人。

他姓段，名真如，我们以前都叫他段老师，我上了大学才知道他的名字“真如”的来历，才知道他们家是远近闻名的“贵族”。

但我上大学以后就再没有见过他。我经常打听他，但找不到他家住什么地方。直到近年，在县城的书店，遇见一位长者，有人告诉我他是段真如老师的哥哥。他告诉我，段老师已经去世了。他晚年的生活很艰苦，孩子们没有念过什么书，不孝敬父母。回想起来，当他在教我们的时候，他的孩子们正在家乡作为地主崽子受歧视，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家的世代书香就这么断了。